我所经历的大饥荒
2018-05-17 15:16:36

 

 我所经历的大饥荒

许新莱

中秋佳节,全家团圆,尽享天伦之乐。看着一桌丰盛的饭菜和孙女们天真活泼的笑脸,我不禁想起了令我终生刻骨铭心的1959—1962年大饥荒年代。我们荣成市灾荒最严重的是1960年冬到1961年春那半年多的时间,而我的老家——崖西镇北新庄又是咱荣成穷得出名的“松夹棒子区”,灾情格外严重。那时我十五六岁,正是长身体的时候,读初中三年级,又是人生的重要节点。我永远也忘不了,1960年秋末村里的集体食堂再也支撑不下去了,只好宣布解散。我们一家三口只分了15斤玉米和一篓子地瓜,也就四五十斤吧,这就是一冬一春的口粮!为了活命,我家和所有村民一样,想尽了一切办法。首先是搞“复收”,就是把生产队已收过的地块,再翻过不知多少遍,希望能找到几个地瓜、花生。记得有一个星期天我复收了半篓子地瓜,那个高兴劲啊真不亚于捡了个大元宝。后来“复收”没有什么收获了,就“与鼠争粮”。我虽然不大内行,也挖过几个山鼠的窝,挖到几粒花生、大豆,捧在手里能乐半天。还有的人连老鼠也抓住吃了,不过我似懂非懂的怕传染上鼠疫,从没敢吃老鼠肉。另外就是挖各种勉强能吃的植物的根,特别是榆树根和“甜草”根,几乎被挖光了,榆树皮及其他能吃的树皮也被剥了。同时,家里收藏的地瓜叶、萝卜叶、花生叶都成了救命的宝贝。后来,上级号召吃“代食品”,那是什么东西呢?就是把花生壳、玉米秸、地瓜蔓、榆树皮等烘焦磨成面,再掺点玉米面、地瓜面,做成“粑粑”或其他“食品”硬往肚子里填。母亲天天晚上在锅里烘,我和父亲则在磨上推,忙到九点多,磨的“面”第二天就吃光了。我所就读的荣成八中于彬斋校长、曲荣昭主任等领导冒着风险“开仓放粮”,分给每个学生十多斤花生饼和约二十斤地瓜干,这可真是雪中送炭啊!那时上级救济了点豌豆和油菜籽,我和父亲偷着开了大约三分荒地(实际上就是生产队撂荒的小块地,俗称“瓜埯子”),把油菜籽全种下了,还种了点豌豆。在大灾面前,村干部也就睁个眼闭个眼啦,因此几乎所有村民都开了数量不等的荒地,种了些越冬的作物。好不容易熬到了第二年春天,山上的野菜发芽了,树发芽了,种下的油菜籽发芽了……这些“芽”给我们带来了生的希望。我和村里其他人一样,除了挖苦菜、山苜楂、甜谷秸等各种野菜外,还摘梨树叶、榆树叶、槐树叶、楸树叶等从前吃过或没吃过的,只要药不死人的就摘着吃。我们村后大松岚子的那片槐树林可救活了不少人啊。开春,我和父亲抢季节在自留地、开荒地里种下小白菜、红萝卜等蔬菜,又尽量多种马铃薯、多栽地瓜。生产队也喊出了“口粮不加,多栽地瓜”的口号,比往年多栽了两三成的地瓜。多亏1961年真是风调雨顺,夏季取得了较好的收成,灾情有了很大缓解。秋粮,特别是地瓜又取得了丰收,村民们总算能填饱肚子了,包括我父亲在内许多得水肿病的人也慢慢恢复了健康。1962年又是一个好年景,我们终于战胜了百年不遇的大饥荒。我们这个四百多人口的小山村,没有一个人外出逃荒、讨饭的,大家顽强地守着家乡这片热土,以老区人民坚韧不拔的毅力抗争着、奋斗着,相互帮扶着,度过了最为艰难的岁月。我也在艰难困苦中完成了初中的学业,并于1961年8月顺利地考入高中。1960—1961年,我们村尽管不少人因饥饿得了水肿病和其他疾病,但死亡的只有一人。绝大多数大家畜特别是耕牛也保住了性命。这在那个特殊的年代,不能不说是个奇迹。在我谈起上述那些事的时候,孙女问我:爷爷,怎么会发生那么大的灾荒,连饭都吃不上?”这也是我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。在我的记忆里,1957年以前,经过土地改革,在农村推翻了地主阶级,农民在政治上、经济上翻了身,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了,后来成立互助组、初级社、高级社也没有引起社会大的动荡,生产仍逐年发展,农民的生活也得到提高。就我们村来说,虽然那时细粮少,人们吃得不大好,但绝大多数家庭都能吃饱饭,逢年过节也能吃上顿饺子。问题就出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后一连串的左倾错误。我们荣成和全国大多数农村一样,到1956年底普遍以村为单位(过小的村附在就近的大村)建立了高级社,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。可是没过上两年,在1958年秋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。人民公社的规模比现在的乡镇还大,而且还一度成立了县联社。更可怕的是人民公社化与“大跃进”搅在一起,在左的路线、方针指导下刮起了破坏力极大的“五风”,特别是共产风、浮夸风和瞎指挥风,危害最为严重。那时,不但土地、牲畜、大农具等生产资料归了公,随着大办食堂、大炼钢铁的需要,许多生活资料也都归了公。社员家中储存的木材全部被收去炼钢铁了,规定每家只能留一口铁锅,多的都被收去。另外,铜盆、铜勺、铜酒壶、铜鞋拔子、箱子橱子的铜饰物等凡是与“铜”沾点边的都无偿上交,就连门上的铁搭扣也被起走了,真正是做到了“夜不闭户”。更有甚者,有一天我从学校回村时找不着家了,一打听原来全村的房子也共了产,由村里重新安排,一半以上的人家住的不是原来自己的房子。这样一折腾,各家原有的一点存粮几乎全被折腾光 了。刚办食堂时,喊的口号是“撑开肚皮吃饱饭,甩开膀子拼命干”,不但本村的人随便吃,就是外村的人来了也可以随便吃,不用交一分钱。由于吃饭没有定量,炊事员只好多做些,剩了就倒掉,这一来又浪费了不少粮食。1958年,我们这里本来是个丰产年。可是村里的青壮年大部分都被抽去炼钢铁、修水利、办工厂了。村里剩的是些老人、妇女和儿童,劳力严重不足。那时又没有什么机械,全靠人力、畜力,结果是丰产不丰收,特别是秋粮很多眼睁睁地烂在地里。可是上报的产量却是一级压一级地逼着放“卫星”,越吹越大。我说个真实的故事:有一天,公社开会,要各村的党支部书记汇报本村的粮食亩产和总产量,某村支书带的报表写的是亩产500斤(这已经是夸大了,那时我们这儿亩产300斤就算高的了),可别的大队报的都是几千斤,他拿起报表念到:“我们村亩产500……不对,会计少写了个0,是5000斤!”根据虚报的“产量”,这年的公粮和征购粮没减反增。就是收回来的粮食储存也是个大问题,特别是地瓜,以前各家都是放在炕上,现在由生产队统一保管。也不知道是谁出的馊主意,在村附近的沟崖挖了几个窑洞式的地瓜窖子,用它来储存地瓜。由于温度不好控制,再加上渗水,第二年春天大部分都烂掉了。实际上,到1959年集体食堂已经是困难重重,再也不敢喊“撑开肚皮吃饱饭”了,而是印了饭菜票按人口分给各户,自己领回家去吃。随着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运动,左倾错误越来越厉害,而且干部更不敢讲真话了,1960年终于酿成巨大的灾难。刘少奇同志曾说过,造成1959—1962年的那次大饥荒的原因,有些地方“是三分天灾,七分人祸”。我们这里1960年发生的是什么灾呢?后来被称为“草灾”,这真是古今中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灾啊!什么草灾,其实就是由于大量劳动力被调走,村里劳力严重不足,麦收前种秋作物的地没来得及锄,麦收后连着下了约一个月的雨,想锄也不能了,结果长了一地草。等到天放晴,已经立秋了,一个整劳力一天只能拔干净一二分地的草。草是空前“丰收”了,秋庄稼可全瞎了。记得我们有一次到埠东夼去支农,刨了二亩多地的地瓜,还不够一小车推的。你说这天灾、人祸到底怎么个分法?反正我是说不清楚的。五十五年过去了,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昔日积弱积贫的中国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,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,为在建党一百周年之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。今天,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再担心吃不饱,而是考虑如何吃得好、吃得安全、吃得健康。但作为过来人,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场大饥荒的教训,那就是永远不要忘记“民以食为天”,解决好十三亿多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永远是我们国家的头等大事,“三农”问题永远是我们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。陈云同志说得好:“手中有粮,心中不慌。”舌尖上的浪费,无论什么时候,都是要不得的。

 
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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